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在百年奋斗历程中，我们党始终把统一战线和统战工作摆在重要位置，充分发挥统一战线的重要法宝作用，凝聚共识、凝聚智慧，为夺取各项事业胜利提供了不竭力量。
近期，粤海同心推出“党史学习教育·统战史话”专栏，与大家共同回顾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百年历史征程，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以昂扬姿态奋力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党一百周年。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
人民民主统一战线
（1956年9月—1966年5月）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中国开始转入全面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进行了艰辛探索，取得了重大成就。同时由于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不足，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统一战线也在探索总结中曲折发展，为克服困难和纠正失误作出了持续努力。
1958年7月1日至22日，第十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的中心议题是研究对资产阶级分子和民主党派的改造问题。参加会议的有中央、省、地和县四级干部1009人。352人在会上作了口头或书面发言。
7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邓小平就国际国内形势作了报告，同时指出：统战部门的同志要努力工作，同党外人士、各民主党派多接触，多来往。党外人士、民主党派应该参与的事情，要吸收他们参加。要经常研究他们的思想状态，经常了解他们的意见。这对我们党考虑整个国家的事有益。
7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到会作长篇讲话，提出统战工作应当贯彻“弛”的方针。他强调对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分子不要总是把弦绷得那么紧。让他们到实践中去，以实际行动来表现思想改造的决心和成果。毛主席经常讲文武之道，一张一弛。老是那么紧不行，要松一松。必须看到党外朋友经过整风交心运动之后的转变，他们中间许多人有比较大的进步。各级党委、各级统战部门，凡有统战对象的单位，都要像对待自己的工作人员那样，耐心地帮助教育他们，让他们在各种实践中得到锻炼改造。从旧社会过来受旧教育的知识分子是可以改造成为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可以改造成为工人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有这个愿望，人民有这个需要，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是可以实现的。有人主张取消资本家的定息，我们党宣布过，定息再延长几年。讲了的话要算数，定息这几个钱在我们国家整个预算中只占很小一个数，况且取消定息必然给他们生活上带来一些困难，对个人、对国家都无好处。统战工作的跃进，就是在有统战对象的那些方面，如工业、商业、文教等方面，把他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为工人阶级，为工农兵，为6亿人民服务。
7月16日，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在中南海接见了全体与会人员。会后，中央统战部起草了《关于全国统战工作四级干部会议向中央的报告》，中共中央于10月15日批转各地结合当地实际研究执行。会议确定的统战工作要转移到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上来，团结和推动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工商界投身于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实践，并在这种实践中继续进行自我改造的方针政策，对当时统一战线工作有着积极的意义。
1959年元旦，在中央统战部举行的招待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会议上，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徐冰宣布了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战线的“五不变”政策，即定息不变、高薪不变、学衔不变、政治安排不变和教育改造不变，同时，强调在统战工作中将采取和风细雨、正面教育的方法，推动党外人士到工作和劳动实践中去，调动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积极性。这一政策，对工商界、知识界、民主党派及统一战线各方面人士起到了团结和稳定的作用。
1959年庐山会议后，在对待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关系上，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仍采取了比较慎重和稳妥的方针。毛泽东9月15日约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各人民团体负责人及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明确表示：现在不是1957年那样的形势，也不是1952年“三反”“五反”那样的形势，知识分子大有进步，民主党派大有进步，工商界也大有进步。但不是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比如世界观的问题，要慢慢来。
1959年8月24日，为了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毛泽东写信给刘少奇，提出给右派分子分期分批摘帽子和对一批改恶从善的战犯实行特赦，9月14日以中共中央名义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特赦建议，并在9月15日邀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各人民团体负责人及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作了通报。
9月17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讨论并通过了毛泽东对国民党战犯实行特赦的建议，并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特赦确实改恶从善的罪犯的决定》，同日，刘少奇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特赦令》
12月4日，杜聿明、爱新觉罗•溥仪等33名战犯被首批特赦。此后，又陆续释放了5批战犯，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共释放了296名。党和政府对全部战犯在押期间所给予的教育及生活上的照顾，特赦后给予的妥善安置，即使在国民党内部也引起了较大的震动，并获得了国际上的好评。
为增进统一战线内部团结，1959年底，民建和全国工商联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有将近2000名工商界人士参加大会。
李维汉在他们开会前和会议过程中，多次同民建和全国工商联的领导人黄炎培、陈叔通等谈话和举行座谈，建议并帮助他们改变那种程式化的开会方法，不要搞什么检查过关，而应采取和风细雨的“神仙会”的办法开会，就是要创造一种氛围，让大家都讲话，讲老实话，讲心里话，敞开思想，实事求是，以理服人。而要开好“神仙会”，就必须贯彻“三自”和“三不”方针，即自己提出问题、自己分析问题、自己解决问题和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抓辫子。这样，与会的工商界人士逐步解除了顾虑，展开了热烈的争论。会上讨论，会后自由结合漫谈，走廊里、饭桌上，到处都在交谈、争辩，相互间有批评和自我批评。会议开得生动活泼，实现了自我教育、共同提高的目的。
在民建和全国工商联的“神仙会”快要结束的时候，刘少奇接见了与会全体代表，并同民建和全国工商联领导人座谈。他重申了党的“包一头，包到底”的基本政策，号召工商界“顾一头，一边倒”。对于定息问题，他说，毛主席有过指示，七年定息，到1962年取消，必要时可留尾巴。对于高薪问题，他说，我们的政策是高薪不降，调职不减薪，减者补发。总而言之，工商界只要顾一头，跟着人民政府、一心一意搞社会主义、同共产党合作，不论老、病或有其他困难，国家都要负责到底，包到底。刘少奇的讲话，进一步解除了工商界人士的思想顾虑。
“神仙会”首先在民建和工商联的全国代表大会上采用和取得成功后，继而在各民主党派的中央会议上得到推广。1960年夏，民革、民盟、民进、农工党、致公党和九三学社分别召开中央全会扩大会议，台盟各地组织也召开了会议。会议开出了两个积极性，即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积极性和自我教育改造的积极性。各民主党派的中央扩大全会结束时，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中共中央负责人接见了会议的全体人员，同他们照了相。毛泽东在同各民主党派见面谈话中，称赞了“神仙会”，给了大家很大的支持和鼓励。
1960年，周恩来（左一）、刘少奇（左二）与沈钧儒（左三）等党外人士座谈交流
1960年9月以后，中央统战部和各级党委统战部按照中央关于包下来、安排使用、教育改造的指示，开始调查研究党与非党人士合作共事关系的现状，对存在的问题进行检查、调整，以进一步改善中共与党外人士的合作共事关系。对这一问题，周恩来十分重视。11月5日，他邀请国务院各部党外正、副部长及有党外部长的部、委党组书记谈话和进餐。周恩来说：党与非党之间应当建立正确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关系。要造成一种气氛，有意见要说，说错了也不要紧，只要方向对头，意见总会有出入的，各部要创造这种空气。部领导每月开一次谈心会，这样对启发思想很有好处。思想不交流，行动就难以一致。会后，中央统战部将会议纪要转发给国务院各部、委和各地统战部。
1961年，中央统战部把检查统一战线政策执行情况、改善合作共事关系作为工作重点。在广泛调查的基础上，8月4日拟制了《关于继续贯彻对资产阶级人们安排政策的意见》，17日中央批转这个《意见》。
此外，进入社会主义时期，中央在统一战线方面陆续制定了一系列特殊政策，如1956年6月23日，国务院制定了参事室参事、文史研究馆馆员不适用退休、退职等办法的政策；1958年在精简机构编制中，2月4日，中央批准中央统战部的报告，对于国家机关中担任参事、专员、顾问的民主人士，实行参照参事、馆员的办法，不作为工作编制的政策；1960年4月28日，中央发出指示，按照“包到底”的方针，对资产阶级分子中年老、体弱、多病者，采取暂不退职退休，请假时间不限、薪金照发的政策；20世纪60年代初期精简机构、下放城镇人口工作中，对民主人士、私方人员实行不下放农村的政策；同时，在物质生活上对党外上层人士和高级知识分子予以特殊照顾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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